记者站实习报告（精选2篇）

记者站实习报告 篇1

一直以来，我对实习二字都充满向往，以为这是一个可以锻炼人、提高工作能力的有效方式。大二暑假，在老师和学长的介绍下，我有幸进入Xx经济开发区记者站实习，可结果却远远不如想象中如意。

也许是理论知识不足，一直以来我学习的都是报纸知识，尚未接触电视摄影和视频剪辑。第一次实习就是自己一点也不懂的电视领域，难免会觉得手足无措。

看到三四十斤重的摄像机架在跟自己差不多高的三脚架上，我连开机都不会。在老师的帮助下，我慢慢摸清了哪个是开关，哪个是白平衡，哪个是回看。也接触了一些拍摄基本步骤，怎样调节白平衡，怎样对焦，什么样子是最自然的光度，等等。相信只有亲手接触，才会有如此深的记忆，这书上的理论要有用得多。

酷热难熬的正午，经常是我们接到电话通知外出采访的时间。不知道出何意图，越是炎热的天，领导就越喜欢去工地上视察视察，难为的是他那一群小跟班和我们这些扛着摄像机的记者了。

每次看到瘦成电线杆的老师扛着三十多斤的摄影机跟在领导后面一路小跑，额头上的汗一路流到脖子后面打湿衣服的时候，我对记者这个职业都会充满了矛盾。一方面觉得他辛苦令人敬佩，另一方面，我不得不承认，从此以后我与白皙的皮肤还有高跟鞋是绝缘了。

实习之后我才发现，原来给视频配的新闻稿一般都是拍摄视频的记者自己写的`，后期的视频剪辑也是记者一个人做。一个熟练的记者在拍摄和采访的过程中一般在心里已经打好腹稿了，所以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稿子来拍摄自己想要的景物。这样才能保证有时在稿子中仅仅是一笔带过的事物，也能有相应的图像与之匹配。

在我眼里，配同期声是最繁琐也是最枯燥的活儿，特别是遇到吐字不清晰、说话也没什么条理的采访对象的时候，配同期声就成了一项折磨人的工作。听不懂对方说什么，只有反复的听，结合语境来揣摩每一个字每一个词。

由于摄像机没有音量调节的设置，每次听录音的时候只有插上耳机才听得清，但往往戴上耳机听的时候采访对象说话的声音就变得很刺耳，一般听不了几分钟耳朵就会很疼。

同时，如何把握那个度也是一项学问。过多的主观修改，就无法和电视上人物说的话契合，但如果是直接配上对方说的原话，那一些病句错句就会展现出来，观众理解起来也很难。

一段几分钟的采访，也需要花一个小时左右给它配同期声，可最后真正在节目中与观众见面的，一般也只有十几秒而已。

以上是我在记者站实习所收获的知识，但另一方面，很多问题的出现也促使我没有坚持下去。

Xx经济开发区记者站是Xx电视台和Xx日报在经济开发区设立的一个新闻点，专门报道开发区新闻。

由于地域和报道内容的限制，开发区新闻的受众是一群特殊并且固定的人，基本就是在开发区的工作人员和新闻报道的相关人物。最后剪成的节目，也仅仅是在开发区网站上与观众见面。

受众少，受众所覆盖的新闻面积也随即减小，因此每天得到的采访任务也仅仅是帮助宣传某个品牌或者是报道领导慰问企业或是千篇一律的会议新闻。

对于记者这一职业的敬意，让我实在不愿意仅仅成为政府的喉舌以及利益链条上的广告商。“某月某日某领导参观指导了某企业企业并和该企业领导”，诸如此类的格式化语言，既不接地气，也对广大观众没有什么指导性意义。

更有甚者，在采访某个企业的时候，为了维护企业的形象，公司领导们都会事先安排工作人员来回答记者的提问，回答的内容也是提前通知，不会有任何一句对公司不利的话，而因此呈现出来的新闻真实性则会大打折扣。

也许是经验的不足或者加上其他客观原因，我外出跟随采访的机会也不是很多。每天早上来到记者站做完一些卫生工作之后，我一般能做的是坐在25度恒温的空调房间里，一边喝着“无限续杯”茶水，一边玩电脑。中午还用老师的饭卡在食堂吃饭，晚上搭顺风车回家。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白岩松在《幸福了吗》里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原文不记得了，只想起了一种感觉——没有贡献的时候，吃着单位的盒饭也觉得是罪恶。

带着这种罪恶感以及对工作的困惑，实习了26天之后，我告别一向待我不错的老师，离开了记者站。这其中的收获是也喜忧参半，为世人所评价吧。

记者站实习报告 篇2

启程前，所有的朋友都告诫我，那是一个是非之地，万事要小心。拉着行李箱走出校门，回望一眼，突然惊觉，此行我是单飞的孤雁，去一个有我的理想但没有保护的地方。害怕，但仍要朝圣南方，目的地是南方都市报东莞记者站。

我把我的南都之行总结为五个章回：适应、体味、历练、感悟，中间插叙我采访“卖命少年”的经历。

适应

南方天空很高，但我需要走出疏离感

6月24日清晨6点，一夜未成眠的我走出东莞市火车东站，广场上很多乞讨的儿童，我紧跟在一个高大的陌生男人身后，以求安全。因为听多了东莞的.乱，我必须严加防范。

戒备森严地走进这座城。

24号下午我去报社见了站长王海军，他是我们学院的毕业研究生，李贞芳老师帮我联系到这个珍贵的实习机会。王站长和颜悦色，比我百度到他的照片要年轻帅气，我们聊一些学校的人和事，可惜我的脑子有点记忆短路，明明昨日才从那个地方走来。我首先要找个地方住下，报社两个职员租了三室一厅，现空了一间房，求合租，我就住进去了。由此认识了三个“靓仔”：刘定国和刘沛，还有一条叫巴萨的大狗。刘定国告诉我：“都是男的，连狗都是个男的。”巴萨是萨摩耶品种，“看起来很强大，实际上很弱小。”这是后来对它的评价，我初见它时我确实很害怕。对狗都很戒备。

我说要做社会新闻，站长给我找了个指导老师：黄超。一个这么胖居然还挺帅的男记者，很爱笑，像一道阳光似的，我从心底打消了对他的畏怯之心。他把我带到办公室，把我介绍给办公室的老师们，一一问好后，他说：“这里的电话每一台你都可以随便用。”此后，和黄老师的交往虽然我还是恭恭敬敬，但不会以我惯常的作风：对老师敬而远之，我会跟他讲我的思路、我的困惑，与工作相关的或是无关的，都会直接跟他说，很轻松随意的关系。他也真诚地跟我分享他的经验、体会、采访和写作的技巧。黄老师要我别称呼他为“老师”，他说我们是“互相学习”，我知道这是谦虚，不叫“老师”那我应该叫什么呢？所以我一直叫他老师。

第一采访居然是一个独立完成，因为黄老师有别的任务，只能和我分头行动，我答应了，有点忐忑也有点期待，我不知道这个稿子该怎么做，但是我相信我一定做得到。这是一个劳资纠纷案子，16个工人因加班费和无故解除劳动关系等原因向公司索赔百万。据说在东莞，这样的纠纷很多，工人有工人的权益，工厂有工厂的苦衷。